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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视域中的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
2022年06月22日 11: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帆 字号
2022年06月22日 11: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帆
关键词:哈贝马斯;福柯;法哲学;规范性;规范性;批判;重建

内容摘要:

关键词:哈贝马斯;福柯;法哲学;规范性;规范性;批判;重建

作者简介:

杨帆

吉林大学法学院

  一、关于新书和Discourse 

  《Habermas, Foucault and the Political-Legal Discussions in China——A Discourse on Law and Democracy》这本新书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改写而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后的7年来,我一直在对其进行改写。2020年初把它投给了德国Springer-Verlag出版社,并经过了几轮审稿,于今年一月份出版了,但由于一些原因未能拿到书。

  10多年前我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意识到discourse这个概念问题,注意到了哈贝马斯与福柯关于discourse这个词的一些不同用法。可以讲一个细节,10多年前,马剑银老师在清华做博士后,他认为,虽然哈贝马斯与福柯都用discourse这个词,但这个词在他们那里显然是不同的意思。在哈贝马斯那里,discourse是一种规范性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想型的,所以它是一种“对话”的样式。实际上,“理性”“话语”以及“商谈民主”这几个概念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都被赋予了一种规范性、应然性的意味。经过拓展的理性观念(交往理性)是医治现代性危机的不二法门,而理想型的“话语”是交往理性的载体,也是实现它的途径。这种理想性、应然性与规范性正是哈贝马斯法哲学理论的特点所在。

  然而在福柯那里,discourse具有单向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和情境主义者,福柯没有赋予话语任何规范性、理想性的含义,而是如他自己所言,是在一个“客观的”描述性意义上来对其进行定义。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他第一次明确地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自己过去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知识、观念类型或者意识形态。从这以后,在他的“知识考古学”或者“谱系学”的历史研究中,话语与知识几乎是同义而交替出现的词汇。

  所以,哈贝马斯与福柯关于discourse的理解,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单向还是双向?是独白模式还是对话模式?

  哈贝马斯在法学界最出名的书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本书英文版的标题就是用discourse这个词,德语版的标题对应的大约是discourse和theory的组合词(Diskurstheorie)。但是它的法语版标题当中用的la discussion(讨论)这个词。哈贝马斯就是在“商谈”“讨论”的意义上使用discourse这个词的,所以法语版用的就是discussion,而discourse这个词本身对应的是法语当中的discours,这个词在法语当中其实很少有对话的意义,或者至少并不突出。福柯就是一直在用discours这个词来谈自己的理论。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都用这个词,但词的含义确实很不相同。这可能跟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有关系。

  我的这本新书更像是一本关于社会理论的书。书的导论部分抛出了一些社会理论问题,关于哈贝马斯和福柯的理论,还包括商谈民主的理论,有人把它翻译成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者是discursive democracy。

  第二章针对的是哈贝马斯“关于法律与民主的商谈理论”。不管是商谈民主,还是法律商谈理论,都是在学界被讨论得非常多的主题。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实证领域的实证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学者,对哈贝马斯的规范性理论提出了很多挑战和攻击。所以在这一章中也是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把哈贝马斯的理论及其在实证社会学领域遇到的一些挑战展示出来。

  第三章跟本次讨论的内容最为相关,也就是把福柯的理论引入进来,作为跟哈贝马斯对话的另外一种话语理论。因为哈贝马斯的理论太具有理想性、规范性,被实践讨论/攻击得非常多。在所有这些攻击哈贝马斯的人当中,就包括福柯。虽然福柯没有太多地直接评价过哈贝马斯,但是他在不同的场合说过那么一两次。他觉得社会当中完全没有权力的理性是一种抽象,是不可能在实践当中存在的,等等。

  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的是一些中国问题。这本书涉及内容太多了,我一直致力于对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把它变得更精专一点。

  二、社会理论、法哲学与规范性问题

  关于什么是法哲学,在德国,法哲学的概念范围可能会比在法国和中国要窄一些。德国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是什么”,而法律的规范性、客观性等问题一般是它的延伸。

  大概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法理论”。法理论是一个中层概念,为部门法提供普遍概念,比如法律渊源的理论。而法哲学可能比法理论更为抽象一些,还是接续了德国传统哲学的传统。

  法哲学的概念范围在法国和中国比较宽。法国的法学院有一门课《法哲学》(La philosophie du droit),这门课讲的内容特别宽,跟《法理学》相似。

  在英语中,“jurisprudence”这个词的意义渐渐变得越来越窄了,尤其是在分析法理学的牛津学派长期使用这个词后。而美国很多做Law and Society研究的人,就不太爱用jurisprudence这个词,他们会用另外一些词,比如说“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Law and Society jurisprudence”。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提自己是做jurisprudence研究的。而英语世界中,比如在牛津自己编的jurisprudence教材中,它有点排斥分析传统以外的对于法理进行探讨的话语。我认为在“法哲学”这个概念上,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一个广义的共识,就是法哲学在每个国家都是讨论法律背后的哲学理论。哪怕是在德国,拉德布鲁赫所讨论的也是法律背后的一些伦理学概念等。

  哈贝马斯和福柯之间没有太多直接对话。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后人的附会,称之为“debate”。只不过,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专门用了两章的篇幅去批评福柯。但是福柯已经没有可能去回应他。这个就被人们称为他们之间的争论。哈贝马斯批评福柯的时候讲了一个核心词,就是福柯的理论缺乏规范性的基础(normative foundation),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判断。福柯已经去世了,一些福柯的朋友们、拥趸们回过头来反驳了哈贝马斯,并集结成书。

  规范性问题是法哲学各个领域都在探讨的问题。政治哲学也探讨规范性问题,比如罗尔斯的学生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写的《规范性的来源》(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政治哲学跟法哲学在讨论规范性问题的时候,大多数是在讨论同一概念,即正义属性和应然属性是如何进入到制度当中、进入到法律当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很多。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霍奈特(Axel Honneth)写的《权力的批判》。在这本书当中,霍耐特把哈贝马斯跟福柯都作为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去写。《剑桥福柯研究指南》的第九章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福柯去世后,他的一些追随者写过几篇文章,他们代替福柯来反对哈贝马斯,回应哈贝马斯。Bent Flyvbjerg、Nancy Love这些人是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出发,跟霍耐特是同一个研究视角。Thomas McCarthy是哈贝马斯的译者,翻译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书,他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福柯跟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

  三、哈贝马斯与福柯的批判和重建

  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不同,在于对于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的不同诊断。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合法性出现危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理性这个概念受到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哲学的核心问题,而理性此时受到了挑战,原因是,像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目的理性都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危机。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重建理性来解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他的一个核心概念叫做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在这个概念背后有一个基础性概念叫做universal pragmatics,就是普遍语用学。关于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有一句著名的话:“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去分辨并重建这种普遍的状态”。什么是普遍的状态?就是互相理解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对于批判和重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要使大家通过商谈、通过交往、通过主体间性重新团结在一起。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已经表达了他的核心观点。在后来的法哲学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把交往理性这种观念移植到了现代社会关于法律的探讨中,他认为不管是自然法也好,还是法社会学也好,都有自身的缺陷。因此他倡导一种交往行为的法律理论范式。

  福柯把人的理性这种概念彻底地打碎了。不管是通过知识考古学,还是通过谱系学的研究,他认为历史上这种理性完全是被权力塑造出来的。因此人的理性也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是福柯早期的研究或者福柯上半期的研究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论断,就是“人之死”。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就提出了人之死的论断。词语表征了不同的秩序,所以这本书的英译本标题是The Order of Things,事物的秩序。福柯可能并不是一个语言哲学家,但是他明显受到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他认为,话语所表征的秩序是流动的、相对的,不存在所谓的根基。福柯在这种流动的背后找到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权力,power,权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哈贝马斯与福柯都对现代社会的理性、现代社会的结构,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法律,进行了批判。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概念批判了法律脱离了生活世界的情形;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了法律制度背后流淌的权力因素,因此他们两个在批判问题上,只是批判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是在做批判。福柯自己也承认,他说“很显然,如果我当时就熟悉法兰克福学派,如果我当时懂得它,我就不会谈那么多愚蠢的东西”,他自己在一次访谈当中这样说。意思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这样一群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只是批判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既然批判了,就涉及另外一个概念:重建。哈贝马斯曾经自己做过反思,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比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包括马尔库塞,这些人只是进行了批判,却没有给出一个非常一致性的、规范性的根基去进行重建,而这是他作为第二代的人要做的一件事情。于是从《交往行动理论》开始,或者在更早的时候,他开始重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他用的“武器”就是交往理性,用蕴含在人的普遍言说的语言当中的理性能力去重建。他设想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之下,大家通过商谈,形成一种正当化的权力。他称之为“交往权力”(communicative power,也可以翻译为“沟通权力”)。他认为,法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被产生,才是具有正当性的,才能弥合“合法性”(Legitimacy,个人认为比较恰当的翻译是正当性)与“合法律性”(Legality)之间的鸿沟。哈贝马斯的重建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理想性和规范性。他不太考虑这件事情在实践中行不行得通。比如说去看一看议会的辩论,去看一看实际当中的讨论是什么样的,他几乎没有这样做过。他基本上就是从一个应然性的角度去考虑。很多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攻击他的。

  福柯其实没有走向重建这一步,至少在福柯晚年之前,他的人生大半部分都是在做一件事,就是用权力去揭示、去批判,去深刻地发展这些道理。福柯认为权力是微观的,权力是生产性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微观的权力可以塑造着一些社会结构,同时也在打碎着一些社会结构,因此包括法律在内的这些东西都是被权力不停地打破、塑造。

  福柯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他曾经这样说过,但是他也没有做过(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有人把福柯称为现实主义者,也有人把福柯称为情境主义者。福柯认为,他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说事情,不会寻找像哈贝马斯说的那种人类语言当中共通的理性。福柯在重建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作为,他走向了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福柯的理论是没有规范性的,他不会觉得什么东西就是应该如此的、就是普遍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人什么都批判、什么都否定,最后也会产生“什么都批判”的规范性。实际上,福柯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写得很明确了,启蒙就是要不断地批判,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固定的结构。

  四、道德与伦理中的规范性问题

  福柯跟哈贝马斯两个人在规范性基础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其实这个分歧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即道德和伦理这两个层面。

  道德和伦理,是哈贝马斯的一个划分方式。在哈贝马斯的两本文集《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与《证立与应用:关于商谈伦理的评论》(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中,也包括一些专访的内容中,澄清了道德和伦理的区别。在哈贝马斯那里,morality指的是一种人的精神的存在。在西方语言当中,尤其是在法语当中,当说到morale这个词的时候,它讲的都是人的一种精神,它是不依托于你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就能确定的一种精神。强调道德和伦理相区分的语境下,Morality指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很先验的状态。但伦理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伦理是更加世俗化的,去掉了先验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商谈首先存在于道德领域。很多人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商谈伦理学,哈贝马斯说不对,他说我这个应该叫商谈道德。商谈是人先天就具有的一种能力,跟交往理性或者普遍语用学是结合在一起的。此时的哈贝马斯,本质主义的色彩就呈现了出来。

  马修·金沿袭了哈贝马斯对这两个词的区分,他认为,哈贝马斯和福柯在规范性问题上并没有矛盾。但哈贝马斯的商谈道德理论很基础,而福柯从伦理的角度进行讨论,相当于上层建筑。伦理的角度既然没有那么基础,那福柯为什么要用“规范性基础”这个概念?哈贝马斯和福柯其实都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可变的。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基础几乎是不变的,因为道德基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先验的观念。这是非常康德式的一种解读。不过他没有用先验理性这个词。在哈贝马斯看来,伦理也好、法律也好,这些上层建筑都是可变的,它变化的途径就是商谈。因此马修·金认为,他们俩的观点不矛盾。福柯是一位伦理学学者,而哈贝马斯则是贯通了道德和伦理的概念。马修·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很有说服力。

  哈贝马斯是将道德程序原则作为规范性的基础。道德是不变的,是根,而伦理和法律都是可以通过商谈的方式去实现。而福柯没有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马修·金的解释有道理,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问题在于福柯没有区分伦理和道德,他认为不管是伦理还是道德,都是相对的,都是被权力所塑造出来的。他不是任何形式上的本质主义者。

  福柯在好几次的采访中,把这个道理阐述得非常明白。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如果说他的研究当中有任何一致性的话,他觉得一致性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当时当地,仅此而已。所以我也相信福柯持一个彻底的解构立场。从这个角度讲,福柯跟哈贝马斯之争,如果从morality和ethics之间的区分上去进行解释,这是马修·金的解释,不完全是对的。因为福柯本身也并不是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领域,他是对各个领域进行了穿透,也进行了贯通式打碎。所以这个对话,与其建构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如把他们之间的区别讲得更广泛一点、更彻底一点。

  福柯的这句话非常重要,直接表达了他的法律观:“确实,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根据外部的要求以及各种情境来展开研究的。我对法律的底层究竟有什么不感兴趣。如果在我的工作中确实有一定的一致性,那么这个一致性也更应该是与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的场景相关联,而不是与某个根本性的直觉或者某个系统性的思想相关”。这句话在所有我能看到的福柯的各种访谈也好,著作也好,是最明晰和坚决的。如果福柯还在世的话,他回应哈贝马斯的应该是这句话。所以,我当时在YouTube上把这场访谈看了好几遍,然后一点点去记。后来我发现,汪民安先生把这段访谈也剪辑到了他在2016年拍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当中。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访谈。

  五、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对法哲学研究的意义

  可以把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的意义引入到对法哲学的思考当中。

  法哲学探求法律背后普遍和一致的规范性。这与自然法类似,自然法也是探求:“What is the nature?”什么才是人的、人类社会的或者是这个世界的nature?不同时期对nature的定义不一样,但natural law是从本质出发看待法律建构。对普遍和一致的规范性的理解,一直以来就是法哲学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没有看到哪本书,将福柯作为一位法哲学家,深入地讲述福柯具有什么样的普遍和一致的规范性,这点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福柯好像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持否定的态度。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我们说应然性或者规范性的要求如果变得非常高,或者说道德也好,伦理也好,对人提出的要求特别高的时候,法律如果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非常重的伦理的或者道德的要求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法律所能承载的东西,在现代多元社会当中是十分有限的。你觉得这件事是natural、他觉得那件事是natural,这样就没法达成本质上的共识。很多时候,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或商谈道德——他自己后来也接受了商谈伦理这个词——之所以被称为一种“薄的法哲学”,也是因为,按照他自己说的,商谈伦理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伦理性的内容,而只提供一种程序。既然大家都能说话,那就通过说话去解决,通过协商去解决。哈贝马斯在自己的书里也强调,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规范性内容,他只提供一种程序。但后来有很多人批评哈贝马斯,说程序其实也有一种对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规范。有些人也觉得,他的理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只有西方人才觉得逻辑理性具有天然的属性。

  关于厚的规范性和薄的规范性,这是分析哲学经常用的一个概念,我不太清楚我是否用的正确,因为我参考的主要是“厚法治”和“薄法治”的说法。如果用在法哲学中,厚的规范性并不适合现代多元社会中的法律建构。可能有些人讲逻辑,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特别讲逻辑,而是喜欢根据情感直觉做判断。但是如果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这种具有普遍一致的规范性基础全部打破,所有的事件交给权力去解决,交给斗争去解决,那么就会落入到另外一侧,就是福柯所主张的那一侧。

  福柯对于法哲学或法理学的意义在于,他强调了实践具有一定的规范构成意义。这个规范,在福柯那里是一种暂时的、流动的规范,但它也是规范。

  我个人认为,法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参与到法律规范性的建构当中去,是因为它发现了一些暂时的、流动的规范性;它通过一种实证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如果法社会学研究上升到社会理论,它可能提供的规范性就更具有普遍性,但还不能说像自然法那种完全普遍的、坚固的规范性主张。

  所以从辩证法上来讲,也是从综合法学派的视角来讲,一个优秀的法哲学理论的建构,它应该同时有薄的规范性和重视实践这两个面向。可能需要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普遍性,比如人的尊严。要有一个薄的普遍的规范性,这是法哲学的基础。同时经过福柯的启示,要重视实践对规范的构成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和政策之间是要区分的。一个国家的法律要有稳定性的规范性基础,这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法律要具有底层性,法律必须体现切实的普遍性的要求。在这个普遍性基础之上,通过演绎的方法也好,通过确定性寻找的方法也好,逐渐形成一个体系。这就是法律存在的基础价值。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本文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大法理·法哲学论坛”学者会议发言,不代表本网观点。中国社会科学网张雨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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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帆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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