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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何以讲求“信义仁智礼” ——王战教授在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的演讲
2019年11月21日 10:5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王战 上海市社联主席、教授,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了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入推进协同发展,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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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小传

  王战 上海市社联主席、教授,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为了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入推进协同发展,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其中,打响江南文化品牌,打造共同精神家园,是重要的一环。当前,江南文化的研究一定要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去理解江南文化的品牌价值。

  理解江南文化的品牌价值,先要对江南文化的品牌地位有所了解。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曾经出现过三个文化高地,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三个高地”。

  先秦文化是“第一个高地”,百家争鸣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行动。国家如何治理振兴?人类怎么更好地生活?见仁见智,百家争鸣。

  汉唐的中原文化是“第二个高地”。秦朝统一以后,皇帝基本上都在中原建都,长安也好,洛阳也好,开封也好,转来转去,基本上都是皇权文化。从董仲舒开始讲“独尊儒术”,并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与支持,国家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

  宋代以后的江南文化是“第三个高地”。靖康之变后,南宋建立,之后迁都临安,政治中心转往南方。在此以前,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经济中心其实已经往南转移了,文化中心也逐渐南迁。

  随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南宋以后的江南文化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的新高地。元明清皇都的北迁,使江南文化与王朝脱开,从而更具有服务农耕社会的特色;南孔致力于民间讲学,带动了江南书院兴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南宋以后中国80%的思想家、政治家出自江南。

  长江、大运河、水网和海运“四水”经济造就“第三个高地”

  历史上,江南文化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南宋以前,江南文化跟岭南文化、燕赵文化一样,都是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南宋以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续南移,江南文化继先秦文化、中原文化之后,成为“第三个文化高地”;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上海的兴起,中国文化特别是优秀文化和外来文化大碰撞,让江南文化增添了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特质。

  如何认识江南文化的品牌价值?在我看来,千年江南经济成就了江南文化。江南经济繁荣源于“四水”航运,即长江、大运河、江南水网、海运。认识江南文化的品牌价值,需要了解“四水”航运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强调“四水”经济?因为传统时代的经济发展,水运最经济。水运条件下所构成的生产和商品贸易,必然是最发达的。江南经济的繁荣正是因为它独享了“四水”航运的经济性。江南的“四水”经济,提供了江南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比如江南水网,江南太湖地域原来是湿地,先民们开河挖渠,形成了运河水系,使太湖周边地区商品运输具有极大的便利性和经济性。苏州通大运河、终于太湖、连江南水网,使其繁荣程度在江南独树一帜。

  又如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从杭州到北京,船运最快要跑两个星期,就构成了慢文化。这个慢文化,我把它界定为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它带来的文化,甚至促成了文言文转向白话文。因为一路上你得聊天,聊天的时候不能“之乎者也”这样文绉绉的,而必须侃故事。

  四大名著就是老百姓这样侃出来的,讲神仙有《西游记》,讲帝王将相有《三国演义》,讲侠客强盗有《水浒传》,讲才子佳人有《红楼梦》。这都是在运河当中,喝了点小酒,在一起侃,侃了之后,有心人编成章回小说,文言文也就慢慢变成了白话文。

  派生出不同的移民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以及价值观

  历史上的江南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基于江南经济的繁荣,派生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价值观,如移民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运河文化等。

  一是移民文化。

  移民文化是江南文化区别于先秦和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现代经济角度来看,可以说移民社会造就了市场经济。移民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为什么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做得好?我认为,移民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大运河开通后独富了江南。

  二是宗教文化。

  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也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睦邻的环境。大致说来,佛教解决了内心安顿的问题,道教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儒教则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移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解决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就能够安身立命了。

  三是商业文化。

  中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大运河发展起来以后,商业文化的兴起使这五个字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变成“信义仁智礼”。

  从地域角度来说,北有晋商、南有徽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把“信”放在第一位,尤为讲究诚信。然后是义,做事要讲规矩、讲公道。仁,即强调互帮互助。智,即睿智的包容,也就是和而不同。大家来自天南海北,一定要有包容,这样才能长期打交道。最后是礼,即对前面层层递进的人际关系用礼仪加以规范。

  由此可以看到,江南兴起的儒学和中原文化有区别。商品经济改变了社会伦理道德法则,原先的“仁义礼智信”变成了“信义仁智礼”。

  今天,从社会学角度去观察,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交通并不便利,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会设在此地?除了浙江小商品生产发达之外,可以令人信服的一个解读是,江南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以及“信义仁智礼”的商业文化,使信奉不同宗教的各国商人可以在此和睦相处。

  四是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就是市井文化。昆曲北上,京剧北上,建筑文化北上,明清小说的繁荣等,很多文化转向都与运河有关系。五是人生价值观。

  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第一是考状元、当官,第二是务农,第三是手工业,第四是做个小商贩。但自从有了大运河以后,商业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江南,人们的价值取向慢慢地变成了“士商工农”。这个价值观的改变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江南出了很多企业家,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经商办企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考大学依然是首选,如果考不上大学干什么呢?经商办企业。

  皖南原是比较穷的地方,但整个江南的商业都是徽商带起来的。我觉得跟价值观有关系。这是江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很大的一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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