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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怎样寻找民族脱困出路
2020年07月28日 09:16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徐锋华 字号

内容摘要:作为知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积极致力于创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他深情地感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1928年后,冯友兰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公推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主席,主持起草了一系列鼓励前线将士抗战及敦促政府抗战的电报、文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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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知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积极致力于创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他深情地感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此前学术界对冯友兰的研究,多侧重于作纯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或意识形态上的评判,而不太重视其根本的人文关怀,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1928年后,冯友兰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公推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主席,主持起草了一系列鼓励前线将士抗战及敦促政府抗战的电报、文告等。

  例如,《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电》《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十九路军将士电》《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告同学书》《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等等。

  这一时期,冯友兰十分关心战事,十分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热河失守后,冯友兰代表清华教授会起草致国民政府电文,直言“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在义正词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冯友兰表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哲学家的忧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在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的辗转跋涉中,冯友兰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亲身体验到了国家民族危亡的滋味,并写诗感叹“亲知南渡事堪哀”。

  虽然思想上有些伤感,但冯友兰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这也充分体现在他于1938年为西南联大所写的校歌歌词中: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冯友兰在《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一文中说:自民初以来,常有些人以叛徒自命,以叛徒互相恭维。这实是一个很危险底事……离开道德的观点,完全从个人自私自利的观点看:汪精卫的行为,对于他亦不见得合算。他非至愚,何以见不及此?此又何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于旧日的典籍中,找到解释……简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利令智昏”。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画上了一个句号。冯友兰在1946年撰写的纪念碑文上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这个碑文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确代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绝大多数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愿望”。

  哲学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抗战期间,与那些悲观消极论者相反,冯友兰认为:沦陷的失地一定会光复,中华民族必然会重新崛起;在民族战争的紧急关头,只有用民族的观点,才能更广泛地动员群众。

  这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可以得到说明。序文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

  此段序文,表面上是在说一切先哲著书立说的宗旨,实际上也是在述说冯友兰自己的抱负。时值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冯友兰创作“贞元六书”第一本《新理学》时,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清华大学由北平迁到南岳之际。1939年,全体军民进入抗日战争的高涨阶段,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冯友兰说:“十四个月以来,我们可见,对于中国大众,爱国已不只是空洞底理想,而已是活底道德。”

  实际上,“贞元六书”的前五种都是抗战时期写成的,其中充满了对于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希冀。“贞元六书”的提法,亦表达了冯友兰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宏伟志愿,以及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个人努力。

  冯友兰明确指出,自己从事哲学创造的目的是为国家致太平,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心立命之地。具体来说,就是为全民族的一致抗战提供一种理论的说明。比如,《新理学》重视共相,就是当时民族至上、一致抗日心理的反映。

  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卢沟桥事变后随清华迁至南岳时的心情说:“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对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心动机,冯友兰晚年犹有清楚的记忆。

  他说:在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出现中兴。“我所掌握的武器,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器,搞了‘接着讲’的那一套。”

  后来的事实证明,冯友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新理学》问世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民族哲学复兴的标志。而哲学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此后,《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继问世,都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着对民族复兴的热望,正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必过的关

  “贞元六书”的贞、元二字出自《周易》,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贞代表冬,“贞元之际”即表示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将来临。冯友兰进一步解释:“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

  如此赤诚的表白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说明冯友兰的哲学探索并非躲在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或者建构一种玄虚的纯哲学体系聊以自娱,而是积极服务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表现了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除了哲学理论上的建构,冯友兰还从国情出发,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摆脱落后的状态,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阶段、一个必过的关。知其是必过的关,则非往前闯不可,闯不过也要闯。

  为此,冯友兰提出了“且战且走”的口号,主张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弘扬“无逸”即不贪图安乐的精神。他强调,以这种精神作为强大的精神力和道德力,再加上现代的知识、技术和工业的补充,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华民族一定会复兴。冯友兰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经济变革、发展生产,以增强实力,否则一切无所依凭。

  时代的大变故推动冯友兰从哲学史家发展成为哲学家,迫使他将哲学探索和国家民族的危难联系思考,并付诸实践。“贞元六书”正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贞元六书》是一部忧患之书,是中华民族在那个“空前底挫折”和“空前底耻辱”时代寻找如何脱困的出路之书。他用哲学家特有的语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财富,以此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冯友兰感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这种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根本人文关怀与坚定乐观的信念,是推动冯友兰从事哲学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原动力,也构成了新理学体系总的基调。

  不只是大学问家,更是爱国主义者

  冯友兰倾其一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前途作出了不朽的哲学努力,永远值得感佩。

  贺麟在《50年来的中国哲学》里说:冯友兰是“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日本学者吾妻重二认为,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地位”。

  张岱年认为,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从内容来说,主要是中国的正统派哲学与西方的正统派哲学的结合,亦即中国的古典理性哲学与西方的古典理性主义的结合,亦即中国的程朱理学与西方柏拉图主义的结合。

  陈岱荪评价,冯友兰“不只是大学问家、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中国人”。

  冯友兰把程朱的理、气作为新理学最基本的范畴,又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对其进行改造,因而他的理气观与程朱理气观有所不同。同时,冯友兰也看到了新实在论的某些不足,于是又以程朱之长补新实在论之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气观。

  新理学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在异己文化的哲学思想面前,在准确理解和有选择地吸纳之时,能够保持中国哲学的特质。这种宽容的理解与借鉴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让一个已经凝固的、衰微的儒学理论形态展现出了新的风采。

  冯友兰强调,哲学不是使人获得知识,而是得到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其中既有理智成分,又有情感成分,绝不是单纯的理智问题或只有理智成分。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语言,任何哲学都是民族的哲学。“民族”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泛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的。

  作为哲学家,冯友兰非常重视哲学的共性或者说普遍性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强调的是时代性,而不是民族性。但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民族性显然被冯友兰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他的创作与实践,都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和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当时,中国哲学界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人是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熊十力的哲学是“新心学”,侧重宇宙和生命本体,多了一些人本主义的色彩;金岳霖长于对事理进行分析,其哲学纯粹是哲理性的。相较而言,冯友兰的哲学思考与抗战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试图为“抗战建国”建立一个思想上的理论基础,表现出较强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并对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对造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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