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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明夷待访录》的时代价值 筵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张宏敏
2017年12月26日 16: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宏敏 字号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尤其是南宋以降的浙江历史文化版图中,历朝历代皆不乏优秀的传世经典之作,是为“浙学经典”。《明夷待访录》作为一部重要的“浙学”经典,是明清之际一代大师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的政治思想代表作。它成书于清康熙元年与康熙二年间(1662—1663),共一卷二十一篇。在撰写《明夷待访录》时,黄宗羲的政治、历史、学术素养已日臻成熟,主要体现为社会实践经验更为丰富、政治理论思维水平更加缜密,不再像早年著作《留书》那样,仅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腐败的朱明王朝,而是指向了自秦汉以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政治、经济、法治、教育等多个方面,设计规划出一个具有启蒙思想性质的政治纲领。

关键词:重估;《明夷待访录》;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尤其是南宋以降的浙江历史文化版图中,历朝历代皆不乏优秀的传世经典之作,是为“浙学经典”。《明夷待访录》作为一部重要的“浙学”经典,是明清之际一代大师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的政治思想代表作。它成书于清康熙元年与康熙二年间(1662—1663),共一卷二十一篇。在撰写《明夷待访录》时,黄宗羲的政治、历史、学术素养已日臻成熟,主要体现为社会实践经验更为丰富、政治理论思维水平更加缜密,不再像早年著作《留书》那样,仅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腐败的朱明王朝,而是指向了自秦汉以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政治、经济、法治、教育等多个方面,设计规划出一个具有启蒙思想性质的政治纲领。

  在《原君》篇中,黄宗羲对“家天下时代”专制残暴的国君发出了强烈控诉:“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句话可以概括成“君为民害”论。这里黄宗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帝王,进而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与质疑。缘此,黄宗羲抛出了惊世骇俗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君客”说,这一主张是对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超越与发展,更加强调了以人为本、主权在民,已经接近近代的民主精神。

  在《原臣》篇中,黄宗羲批判了传统的“君为臣纲”论以及“天主圣明,罪臣当诛”的迂腐观念。基于此,黄宗羲革新了传统的君臣关系,提出一种体现人格平等意识的新型 “君臣同事、朋友平等”说。在黄宗羲看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如果把治理天下比作 “曳大木”的话,君与臣都是“曳木之人”;天下之大,已非一人之所能治,所以需要“群工分治”,这就具有了“君民(臣)共主”、分权治理国家的意味,而且臣子的“分治”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还主张把对社会治乱评价的立足点,从一姓王朝的兴亡转变为天下万民的忧乐:“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在《学校》篇中,黄宗羲对于政治结构如何制衡的一个高明提法,就是主张在朝廷之外,还必须设立一个舆论监督机构——“学校”。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共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学校”通过“清议”的方式来评论政治:“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就是说,“学校”不应该仅仅是“养士”之所,它还应该成为议政或立法的机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样一来,“学校”便不只是有教育的职能,同时有了行政监察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原法》篇中,黄宗羲通过对比“三代以上之法”以及三代以后的君主专权体制下的法律制度,认为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为天下人而设的,旨在为天下人谋福利;后者乃是为统治者自家而设立的。“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是说“法”的本质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人身权利等公共群体的利益,一方面包含着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治理天下之法为万民之公法的思想。《原法》提出的“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的观念,强调的就是现代法治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精神。

  在《田制》篇中,黄宗羲陈述了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老百姓所遭受的 “积累莫返之害”。大意是说,赋役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积重难返的程度。黄宗羲为此开出的药方是 “返积累以前而为之制”,即按夏、商、周三代的办法进行制度设计:“授民以田,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十多年前,有学者把黄宗羲批判历代税制改革、揭露其 “积累莫返之害”弊端的思想,概括为 “黄宗羲定律”。这一提法受到决策层的重视,并借此在全国免征农业税,改变了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在《财计》篇中,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理念。我们认为,黄宗羲是近世中国第一个把历史上所谓 “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颠倒过来,提出工商业者自由生产理想的人。在货币流通领域,黄宗羲还提出了“费金银”、“通钱钞”的设想,这里黄宗羲已经发现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及货币对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价值。这些提法无疑是对儒家经济哲学的新贡献。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明夷待访录》这一浙学经典名著中,处处洋溢着以“民本、求实、批判、创新、兼容”为核心理念的“浙学”基本精神。正如黄宗羲研究专家吴光教授所论:“黄宗羲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他的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自 《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治、民有、民主的新范式,它是一种具有朴素科学性民主性的思想,即民主性的‘新民本’思想。”今天,我们重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部17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的时代价值,就是要深入挖掘黄宗羲 “新民本”思想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为新时代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有益的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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