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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中的人格立法及其意义
2018年09月11日 11: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科政 字号
关键词:康德;哲学;人格立法

内容摘要:国内学界对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命题可谓非常熟悉,但是,这个表述不仅不太准确,而且极易引起一些误解。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康德的理论哲学还是在其实践哲学中, “人格立法”都是一个核心理念。

关键词:康德;哲学;人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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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界对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命题可谓非常熟悉,但是,这个表述不仅不太准确,而且极易引起一些误解。严格来说,康德给出的命题应该是“人格为自然立法”,而且,这仅仅是就理性的思辨应用(思辨理性)而言。同样,就理性的实践应用(实践理性)而言,“人格”也要为自己的意志与行动立法。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人格在实践方面为自身立法是康德哲学中更为重要的一个主题。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康德的理论哲学还是在其实践哲学中,“人格立法”都是一个核心理念。

  “人格”(person)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概念既紧密相联又极为不同。“人格”意指(并且仅仅意指)具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而言的“人”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者。然而,在西方语境中,人(作为一个物种)并非唯一可能的理性存在者。例如,上帝、神灵、天使、民间传说中的精灵与妖怪,甚至包括外星人也都是(一种可能的)人格。相比之下,人是一个物种概念,它包含了人作为一种动物的自然属性。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上帝与天使都被看作纯粹的理智实体,没有任何自然的特征(无论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因此,“人格”作为人与上帝的相似之处(作为上帝的肖像),仅仅意指作为理性存在者而非自然存在者的人。同样,在康德那里,也有“作为本体的人”(homo noumenon)与“作为现象的人”(homo phaenomenon)的区分,或者用当代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人格人”(human person)与“自然人”(human nature)的区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或观念上的区分。康德与中世纪的经院学者都不会认为,同一个人身上有两种不同的人(这显然很荒谬)。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我们看待同一个人的两种视角: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另一方面,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作为人格)要为自然与自身的意志与行为立法。

  “人格”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它在日常语言中差不多就是“人”的意思,在法律上意指一个可归责的主体(人身),在宗教学上则被专门地译作“位格”。汉语中的“人格”常常意指心理学上的“人格性”(personality),即一个个体的种种心理特征的总和。此外,它也常常意指伦理学上的“人格性”,即一个人的种种德性的总和。但是,根据康德的见解,它们全都基于“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格”,并且都是从“人格立法”中派生出来的。正如前文所言,理性有两种应用,因而人格也就有两种立法:思辨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人的意志与行动立法。其中,“人格为自然立法”指的是思辨理性为自然世界提供形式的法则,这涉及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在康德之前,学界一直为“心灵中的认识何以能与外在对象相符”的问题所困扰,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不得不诉诸上帝的担保,经验主义者则不可避免地走向怀疑论。然而,康德创造性地发现,认识的对象真正说来不过是心灵中的显象(Erscheinung),是知性能力根据其范畴与规则对感性直观给予的内容加以整理的产物。同时,理性(狭义的理性,即推理能力)根据其理念与原则把分离的知性对象联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因此,现象世界的法则真正说来乃是出自理性存在者(人格)自身。

  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正是从人的认识活动中派生出来的:理性存在者(人格)在这种活动中把自己视作认识的主体,把纯然作为现象的自我与其他一切被表象为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对象视作认识的客体。理性把通过内感官认识到的自我的种种心理特征,表象为在时间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属于“我的”状态,并依据这种同一性将其视作理性存在者(人格)的人格性(个性)。因此,“人格为自然立法”可以说是心理学上的人格的一个先天依据。而且,通过确立起这种立法,康德使人的认识活动摆脱了对上帝的依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地位,使之具有一种相对于自然的超越性。但是,康德本人更为重视的是人格的另一种立法,也就是为人的意志与行动立法,或者说是一种实践的或道德的立法。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理性仅仅是激情的奴隶。但是,康德却指出,理性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性的根据自行规定一个行动的意志,这个意志也因此必须被表象为无条件善的,而不是由于一个外在于自身的条件(依据主体的一个自然偏好)而是善的,从而是一个纯粹道德的意志。而且,康德认为,人格为自然立法尚且依赖于直观中给予的感性对象,但是,人格为自身的这种道德立法是彻底地独立于自然的,从而具有一种更高的超越性。

  道德立法是理性在实践应用方面的(实践理性的)立法,也就是说,它无关乎对“某物是什么”的认识,而是关注“主体应该做什么”的规定。理性的道德法则由于是无条件的法则,从而被表象为理性存在者(人格)的义务。但是,遵从义务的行为却并不因此都是道德的。因为,实践理性的立法涉及两个方面的要求:法则与动机。如果这种立法仅仅包含对法则的要求,而不同时包含对动机的要求,那就是对行动者行为的一种外在的立法,从而仅仅是一种法权上的立法,遵从这种法则的行为也仅仅是合乎法则的。而且,这种法权上的立法构成了一切成文法的先天根据。因此,理性存在者(人格)遵守法律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就是在服从自己的立法,只要法律充分体现了人格立法的要求。相应地,如果这种立法不仅包含对法则的要求,同时也包含对动机的要求,那就是对行动者行为的一种内在的立法,从而是一种真正德性的立法,遵从这种法则的行为也就不仅仅是合乎法则的,它同时也是出自法则的,体现出了一个理性存在者(人格)的充分自主性(自律)。康德说,“德性是一个人在遵从其义务时意志的道德力量”。人们通常把种种德性的总和叫作“人格(人格性)”,正是由于这些道德力量乃是出自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格自身的力量。

  在康德之前,西方学者通常把理性的实践法则归于上帝的意志。但是,康德通过他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出的意志立法公式,即“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把道德法则解释为出于理性存在者人自身的意志,从而把人提升到了与上帝相当的地位。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中,还是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人格立法”都是最为根本的概念。这种立法也正是人格的“自由”的具体体现,从而构成了康德整个哲学大厦的拱顶石。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李科政 工作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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