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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2018年05月10日 14:54 来源:文汇报 作者:熊月之 字号
关键词:上海;海派文化;红色文化

内容摘要:至于那些具体的革命志士仁人,从瞿秋白、恽代英到黄大能,从周恩来、张闻天到陈云,从鲁迅、茅盾到夏衍,从顾正红、汪寿华到茅丽瑛,无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儿女。

关键词:上海;海派文化;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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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广义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它体现于现实,影响着未来,植根于历史。上海围绕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战略目标,要打响文化品牌,辉耀文化光芒,增强文化魅力,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理清上海文化的自身特色与来龙去脉,理清当代上海文化是如何由前天、昨天一步步递嬗演变而来的,理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

 

  明清上海本是松江府属一县,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之中。近代上海移民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欧美文化的某些因素,经由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铸、升华而成的都市文化。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江南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奠基

  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方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其一,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和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松、杭、嘉、湖、常、镇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湖、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乌程、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甚至植桑与养蚕也有分工。乌镇曾有远近闻名桑叶市场,有些农户从养蚕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专门种植桑树、生产桑叶、运输桑叶、销售桑叶而不养蚕。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丝织、棉纺、陶瓷、制糖、酿造、造纸、矿冶、五金等,各有专家。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

  与商人地位提高相一致,许多读书人注重治理生计。常州著名绅士赵翼辞官回乡以后,便开当铺,办鱼塘,出租土地,日子过得很滋润。常州的庄家、恽家等缙绅大族,没有一家不讲究实际、不注重生计。大学者顾炎武也是理财好手。他四处游走,每到一处,都很注意那里土地经营问题,发现什么地方有开发价值,就在那里投资垦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去经营,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江北淮安,山东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山东面,他都垦过田。海宁人陈确 (1604-1677)认为,学者都应该懂得治生,读书、治生是“真学人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

  其二,市民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等长盛不衰。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乌程人凌蒙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 《十二楼》等一批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艳情小说多出在江南,在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这些小说谈吃穿、谈情色、谈游玩、谈雅好,所表现的思想、情趣和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这正是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以后普通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日益提升的表现,也是对官方倡导的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的反弹。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表明,江南是产生艳情小说的中心,作者主要是江南下层文人,艳情小说故事发生地也主要在江南。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秦淮河及南运河两岸的歌楼画舫应运而生。这些地方是富商大贾积聚之处,市民力量较大,风俗趋于淫靡,清代严禁淫书淫画也以这一带为清查重点。

  其三,讲究物质生活,追求新奇享乐。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对庶人服饰做过很多规定,包括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早已冲破朝廷规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绣,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妇女饰物以金银为美,镯环以贵为美,以多为胜。饮食方面更是奢侈成风,缙绅之家设宴,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这种讲究吃穿、追求享乐的奢侈风气,从苏州到松江、上海,无处不然。

  其四,高度重视实学。明清时期,江南学者在实学方面有相当突出的贡献。明代与西洋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著名学者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研究西洋文化非常出名的王锡阐也是江南人。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在地理学方面做出非凡贡献的徐霞客、顾祖禹,都是江南人。长期居住在苏州的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清代学者所编《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

  其五,爱乡爱国情感相当浓烈。全国各地域文化中,都有爱乡爱国的传统,江南在这方面也很有特点。这不光表现在蒙元军队南下,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常州以2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坚守半年,被誉为“纸城铁人”;也不光表现在清兵南下,江阴、嘉定、松江、浙东都爆发了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涌现了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一批抗清英雄;还表现在江南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抵抗强敌的精神力量。东林党人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妇孺皆知、沦肌浃髓的爱国主义营养。

  其六,分工细密,技艺发达。明清时期,江南读书人特多,但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大多数富裕读书人,在温饱无忧以后,将精力投放到日用技艺方面。有的绘画,有的写字,有的写书,有的刻书,有的旅游,有的研究园林之道。专精一技,专擅一长,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诚如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那篇日后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作者魏学洢是明末浙江嘉善人),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玉器、牙雕、红木雕刻、竹雕、石雕、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都在江南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以上六点,综合反映了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展现人的才华、重视满足普通百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重视民生日用、重视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的弘扬,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这些特点到了近代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成为海派文化中重利性、大众性、世俗性、创新性、开放性与爱国性等特点的奠基与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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