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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治国寻求传统文化滋养
2017年08月11日 09:30 来源:陕西日报 作者:胡义成 字号

内容摘要:在我的印象中, 1981年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先生出版的《秦史稿》,因功力深厚引起学界重视,近年电视剧《大秦帝国》和话剧《商鞅变法》又引起某些热议外,学术界对秦史的研究,一直缺乏足够的热情。

关键词:治国;文化;传统文化;学术;秦始皇

作者简介:

  在我的印象中,1981年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先生出版的《秦史稿》,因功力深厚引起学界重视,近年电视剧《大秦帝国》和话剧《商鞅变法》又引起某些热议外,学术界对秦史的研究,一直缺乏足够的热情。究其深层原因,大概首先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太残暴,研究秦史,一般“儒生”均多少有点心理障碍。但秦文化毕竟是中华文明源头和两千多年中国文明基石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影响最为深远的关中地域文化之一,尤其是在依法治国方面留下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历史经验或教训,冷静的当代学人应当冲破心理障碍,吸吮这份可贵的历史乳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2006年开始,《西安财经学院学报》慧眼独具,毅然开设了“秦文化与经济”栏目,至今已超过10年时间,现已成为我国秦汉史研究专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10年来,“秦文化与经济”栏目研究成果丰硕,共发表有分量的论文达140篇左右,且有近40篇次被《新华文摘》等权威转载期刊摘登或转载,多次被评为全国和陕西省“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研究“关中文脉”之需,我在偶然间发现了这个专栏,且一直关注之,感觉它在学术创新、聚焦“秦法制”和秦文化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值得提倡。

  其一,立足深度的学术创新。在关中先秦“泾仁渭霸”的文化结构中,如何科学全面评价秦文化,处理好它与周(公)孔(子)文化的关系,一直是秦文化研究的学术难点。“秦文化与经济”栏目没有回避它,而是迎难而上、大胆创新,发表《论秦始皇的理论创新》《“仁政”:生存政府保障论》《秦文化重要特征探析》等论文,一方面,从深层解读秦皇思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模式形成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又引导作者不要再滑入“秦始皇”旧思维,与秦文化是中国文化“唯一正宗”的偏激观点拉开足够的理论距离。在保持这种理论张力过程中,最急需的,往往是深掘秦文化细部,首先注目其经济结构特点。学术顾问王子今先生撰写《秦“郑国渠”命名的意义》一文,言人未言或少言,特显学术敏锐性和功力。栏目主持人高士荣发表《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揭开了中国秦汉巨变中“小家庭”从传统大家族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奥秘,见人未见,至少在学术上为关中何以出现张载“《西铭》论仁”现象,奠定了理论前提。此外,英国学者洁西卡·罗森撰写(杨瑾译)《图像的力量:秦始皇的模型宇宙及其影响》一文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和新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学术深掘中,秦文化深层蕴含正在被剥开。

  其二,聚焦“秦法制”。秦文化是体现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本栏目有一批论文关注秦文化的这个特色。曹旅宁先生的《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性质探测》、魏永康先生的《秦简牍所见田制考论》、王伟先生的《秦“书同文字”刍议》等论文,对此均着力较勤,启人深思。这既是秦文化最长处,也是秦文化最“伤心”处;既是秦文化对当今中国人最具启发处,也是今天中国最需警惕处,论述起来很难拿捏。所以然者何?“秦法制”严峻也。“严”,即严格依法办事。这是专栏许多论文总结出的秦国成功的首要经验,也是今天中国人最需借鉴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专栏对此浓墨重彩,“含金量”很高,值得高度重视。“峻”,即“秦法制”作为专制工具,完全脱离道德教化,导致对百姓过分的严厉和实际上的摧残。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是德法并重,与商鞅完全不顾道德教化的“依法治国”,有天壤之别。关中文脉,首先是道德文脉。从西安杨官寨遗址里的首届黄帝对萨满教义进行改革而奠定“民本”式“官德”开始,直到周公“仁政”给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最早定型,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在关中初步铸就。它离不开日常道德教化,更离不开治理者仁心爱意。秦因严刑峻法二世而亡,其中教训极深,堪为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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