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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之治”】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当代“中国之治”的启示
2021年03月12日 08: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彭雪华 崔发展 字号
2021年03月12日 08: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彭雪华 崔发展
关键词:社会治理;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社会治理制度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治理;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社会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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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系列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提出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指出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应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新要求,并对此做了详细部署。

  对于“社会治理”,马克思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界定,但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提升当前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启示。

  以马克思所开创的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变革为指引,当今社会治理必须适应新发展阶段,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水平”。马克思的社会观既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资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的批判,更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扬弃。当时,在欧洲的多种社会主义思潮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治理思想无疑对马克思影响最大。不管是圣西门的实业制度,还是傅立叶和欧文的和谐制度,都对未来社会做了有价值的设想,但其设想的社会改革方案、未来理想社会治理的蓝图,都是以法国唯物主义者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最终成为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空想社会主义者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找不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物质动因,因此,只能在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

  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反映治理规律的治理方法,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治理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正是人民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水平”。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结构确立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同时也为提升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衡量的指标。“社会化”要求多元共治,尤其要增强和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和创造力;“法治化”在于强化法治的力量,以法治思维贯穿社会治理始终;“智能化”和“专业化”则侧重发挥科技的力量,尤其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决策参考作用,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总之,“四化”水平是新发展阶段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也是衡量和评价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依据。

  以马克思所推断的全民自由发展的社会形式为导向,当今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主义事实上的不公正,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认为人人共享的社会公平正义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他进一步预言,国家将逐渐消亡,并由此实现对社会的复归,届时“自由人联合体”进行社会治理,社会将达到自治,人也得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在对作为无产阶级国家雏形的巴黎公社进行治理经验总结时,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人民治理思想。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正义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才可能实现,而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才能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他们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者、劳动产品的享有者。这就意味着,以人民群众作为社会正义的价值主体,不仅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加强社会治理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应该始终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作为价值目标。把社会治理理论同实践主体有机结合起来,正是对社会治理之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回应。首先,要认识到社会治理“为了谁”。坚持以人为本的善治,让公众作为治理的主体参与其中,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治的积极性。其次,要认识到社会治理“依靠谁”。坚持社会治理依靠人民,通过完善体制机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从群众中吸取社会治理的智慧。最后,要做到社会治理的效果由人民评价。注重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站在人民的立场制定评价标准,以人民高不高兴、满不满意作为评价治理好坏的核心依据。

  以马克思所提炼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为遵循,当今社会治理必须着眼“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和,“现实的人”通过不断实践来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需求。正是一个个“现实的人”构成了社会有机体,并在其中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有机体各要素是相互作用的,“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社会也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矛盾、彼此广泛联系,但又有规律可循的统一体。

  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就要充分考虑社会大系统的层次性以及社会系统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体制,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又充分肯定了多元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党委领导”就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社会治理总体方向的正确性、治理道路的科学性;“政府负责”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重打造负责政府,推动多领域治理及基层治理,朝着以法治型为主体、服务型为纲领的政府方向转换;“社会协同”就是要求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广大人民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协同进行社会治理,激发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多元共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公众参与”就是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客体,通过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法治保障”就是治理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协调、矛盾的化解还需要法治来保障,做到依法治理。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意从经典中吸取养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之路。马克思的社会治理思想启示我们,当今社会治理必须持续推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由此才能用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进而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者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笔人:彭雪华、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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