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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乡:“斯密悖论”解析与不道德的经济学的终结——《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一书的核心理念
2015年10月28日 08:52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作者:王国乡 字号

内容摘要:如果认为“斯密悖论”仅仅是指德国历史学派对斯密著作在语义上的误读,即误以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由同情心所感悟的爱人之心是一种“利人”之心,因而是主张利他主义.

关键词:经济学;悖论;道德;斯密;人格

作者简介:

  提要:如果认为“斯密悖论”仅仅是指德国历史学派对斯密著作在语义上的误读,即误以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由同情心所感悟的爱人之心是一种“利人”之心,因而是主张利他主义;那么,我们只须证明,斯密所说的爱人之心,并非“利人”或“利他”之心,而是“不损人”之心,就可以否定这种误读的“悖论”。然而在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对“斯密悖论”长期争论不休,是因为包括斯密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在道德伦理上怀有“利他主义”(道义论)情结,而在经济伦理上认同“利己主义”(个人功利论)的矛盾。这意味着“斯密悖论”还包含有深层次的道德伦理观的内在矛盾,即斯密在肯定人格道德、否定经济道德的前提下,把伦理学与经济学截然分开,从而开辟了“伦理学只讲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斯密传统”,则是形成“不道德”的经济学的伦理观,并引起近、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伦理困惑的根本原因。笔者在《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下称《界限》[1])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人自主权利论”“和“两种道德”思想,以及“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可以为破解这一困扰世人长达150年的伦理困惑难题,提供一种崭新的理论根据。

  一、什么是“斯密悖论”? 

  18世纪中叶,英国著名伦理学大师亚当·斯密相继发表两部划时代的巨著《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留下了令人困惑的难题。

  斯密一生主要从事道德哲学即伦理学的研究,经济学只是他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自利或自爱)的个人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从利己主义出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着重论述个人作为道德人的行为动机是自爱,其行为准则(作为实现自爱的手段)是由同情心所感悟到的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的行为。而在《国富论》中则着重研究个人作为经济人的行为动机是自利,其行为准则(作为实现自利的手段)是和平的分工生产和互利交换。

  然而,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指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心和爱人,是主张利他主义;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是主张利己主义;这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即“斯密悖论”问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论及斯密著作和思想的学者,差不多都把斯密看作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

  二、斯密悖论不是人性观的悖论,而是道德观的悖论

  我在《界限》一书中设专节讨论“斯密悖论”的伦理意义,并对斯密的人性观与道德观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读。[2]

  (一)斯密人性观的统一性及其局限性

  1、斯密人性观的统一性。

  德国学者提出的“斯密悖论”主要是指斯密在他的两部著作中关于人性的假定是自相矛盾的。我认为这是对斯密道德伦理观在语义上的误读,即误以为斯密所说的“同情心”就是“爱人之心”,而“爱人”就是“利人”,“利人”就是“道德”。由此断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利他主义人性观,这与他在《国富论》中所主张的人性自利即利己主义人性观是互相矛盾的。对于这种误读,我们只需辨析这几个关键词在斯密伦理思想体系中的真实意义,就可以得到纠正。

  (1)同情心是一种伦理方法,其伦理的前提条件是自爱

  斯密所说的“同情心”是理性人具有的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或换位思考能力,也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

  斯密认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3]这就是说,斯密肯定自爱和同情心都是人的本性,二者是相伴随的,但又有本质的不同。

  斯密所说的自爱是指“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爱自己远胜于别人”。[4]自爱与自利的本质区别是,自爱是指个人在非经济交易的人际关系中爱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追求自己行为的“合宜性”即个人美德,这是《道德情操论》研究的内容;自利则是在经济交易关系中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国富论》研究的内容。

  斯密所说的同情心则是一种理性换位思考能力即伦理的逻辑方法。自爱是同情心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动机。正因为个人生来就是爱自己的,才会通过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推知他人也是爱自己的。因此,个人作为社会成员要想与他人和平相处(而不是在战争中相互伤害),并分享社会这个“和睦相处”的“相互行善的公共中心”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物质利益,[5]就必须像关爱自己那样去关爱他人。这就产生了以善待他人、关爱他人(即“爱人”)为实践形式的人格美德。

  由此说明,自爱是斯密伦理体系中的人性假定,同情心则是理性人具有的伦理反思能力。

  (2)“爱人”的本质不是“利人”,而只能是尊重他人自爱的权利,亦即“不损人”

  斯密认为,没有同情心相伴随的自爱“是一种从来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一方面成为美德的节操。它一妨碍众人的利益,就成为一种罪恶。”[6]并指出,由同情心所感悟到的爱人之心,除了因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或因别人的不幸而产生怜悯之外,自己“一无所得”,别人也可能“全然不会感到”。[7]这种对于自己是“一无所得”,对别人可能“全然不知”的爱人之心,显然既不是自利,也不是利人,而只能是尊重他人自爱的权利,也就是“不妨碍”、“不伤害”或“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即“不损人”。

  由此说明,斯密所言说的爱人之心,其本质不是“利人”,而是“不损人”。关于这一认知,斯密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能从他的伦理逻辑中推导出来。因为通过同情心由“自爱”推导出的“他人也是自爱的”这一伦理判断,在反求诸己的实践中只能是让他人自己爱自己,而不能是用自己对他人的爱来替代他人的自爱。其实质就是尊重他人自爱的权利,即不损人。

  (3)斯密所言说的道德是人格道德,其原则是自爱不损人,其特点是不图利。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言说的“道德”,作为爱人之心的实践方式,是指个人品德或美德而言。例如斯密所说的“公正、谦让、宽容、仁慈、温柔、有礼、和蔼可亲”等个人“道德”品格,指的就是个人美德。[8]这是个人在非经济交易的人际关系中,即亲情、爱情、友情关系中,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而自觉修养的人格品德,我将其称为人格道德。

  从人格道德产生的伦理过程看,自爱与爱人(不损人)是相伴而生、相互依存的。没有自爱便没有同情心和爱人的美德,而没有同情心和爱人的美德,自爱就不可能转化为美德,反而可能成为罪恶的根源。

  据此可以说,人格道德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即自爱是爱人的美德产生的目的或动机,爱人的美德是实现自爱目的(过和平生活)的必要实践方式或必要手段。人格道德的完整内涵或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自爱爱人”,即“自爱不损人”。

  人格道德的主要特点是,行为主体只求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追求自己行为的“合宜性”,借以获得他人的“赞赏”与“接纳”,达到个人融入社会的目的。[9]这就是说,自爱的目的是不图利的,而是满足个人(自己)融入社会的需要,而爱人即不损人乃是实现自爱的手段。

  而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述的经济人自利行为的特点,则是通过自主选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其手段是分工生产与互利交换。这就是说,经济人自利的目的是图利的即满足自己的需要,互利交换是实现自利目的的手段。

  根据以上三个论点可以得出结论说,斯密在他的两部著作中所表达的人性观——自爱和自利——是统一的、一致的,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首先关心自己或为自己的。这就是说,斯密是用统一的利己主义原理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的。

  2、斯密人性观的缺失

  斯密人性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把自利、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都称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或本性,但没有区分何者是本质属性或基本属性,何者是非本质属性或派生属性,也没有说清自爱与自利、自利与自由的区别与相互关系,这是导致读者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在本文下一部分将通过“五种行为因果链分析”,来梳理上述不同动机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斯密道德伦理观的偏颇及其深远影响

  1、斯密道德伦理观的偏颇

  上文分析表明,斯密只承认不图利的人格美德是道德,而不承认图利的经济交易行为(和平的分工生产与商品交换行为)是道德,也就是说,斯密肯定人格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唯一存在的道德形式,从而否定经济道德的存在,即否定经济人是道德人。这种道德观念的偏颇性,是导致斯密的道德伦理观陷入“悖论”的根本原因。

  从现代伦理学达成的基本共识来说,道德是一种共同需要或共同价值,也是人们自觉选择的、符合每个人需要的和平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凡是被公认为符合共同需要的(具有共同价值的),因而是应当的、合理的个人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或善的行为。据此可以指出,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经济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参与社会分工生产与平等的互利交换(而非相互抢掠),在“看不见的手”调节下,有利于增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集体、国家)的公共利益,这就是在肯定经济人行为的应当性与合理性,从而就是肯定经济人行为的道德性,即肯定经济人是道德人。但是斯密却从道德只是指个人美德的偏见出发,不承认经济人是道德人。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种道德观的悖论。

  2、斯密道德观悖论的深远影响

  斯密道德伦理观悖论的要害在于,他在肯定人格道德,否定经济道德的基础上,把伦理学与经济学截然分开,从而开辟了“伦理学专讲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斯密传统”,则是形成“‘不道德’的经济学”的伦理观,并引起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道德伦理困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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