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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舞者
2015年05月22日 08: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2日第741期 作者:武跃速 字号

内容摘要:今年是美国杰出的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他以自己六十多年的创作,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也留给了后世有关人性、艺术的无限启示。

关键词:杂志社;社会科学;中国;作家;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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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美国杰出的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贝娄从194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2000年出版最后一部长篇《拉维尔斯坦》,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写作中,他留下了十部长篇、一批中短篇集子和随笔、散文、剧本以及不计其数的书信,可谓成就斐然。

  贝娄的写作时间恰逢美国现代化飞速发展阶段,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和工作在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亲身经历了现代城市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形成、物质主义蔓延、大众文化的喧哗以及人的心灵精神之困顿。作为一位社会学教授,他在创作中触及了20世纪诸多领域的大问题,或借小说人物思之言之行之,或自己穿插于叙事内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不尽的思虑,使他成为文学世界中当之无愧的思想者。

  让人欣慰的是,贝娄的创作获得了诸多奖项,表达出这个世界对他的高度认可:除了诺贝尔奖,他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过三次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另外还获得过普利策奖等。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在贝娄去世时曾说,20世纪美国文学的脊梁是由福克纳和贝娄支撑起来的。也有评者认为,20世纪的美国文学,前半期以海明威和福克纳为核心,后半期则是贝娄。虽是见仁见智,但也可见评价之高。在我国,已故著名翻译家宋兆霖主编的《索尔·贝娄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凡十四卷,为中国读者走进贝娄的文学世界打开了便捷之门。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阅读贝娄还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概括说来,他创作中的思想之流大约指向两大维度。

  首先是对现代性的忧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贝娄的小说便涉及现代化带来的科技体制、消费目标化对人性的侵害、纵欲和虚无主义、大众文化、个体精神的幸存与否等,这些问题在其《雨王汉德森》、《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院长的十二月》、《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等长篇小说中,构成了诸多人物的精神困境和不断的人性陷落。作家目睹了20世纪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但令他感叹的是,现代化成功了,人本身的价值却变得微弱且逐渐让位,成为被机械、数字统领的对象。物质牵动着历史车轮,人文思想、文化经典、人的精神心灵等在各种发展数字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无数人常常迷失在无边的欲望之海,亲情、友谊、爱情不断沉沦其中。我们从贝娄描写的这些荆棘丛中望向21世纪,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现代化风潮正席卷着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作家的反思和叹息声依然绵长而富于警示性。

  其次是形而上的沉思,涉及人活着的意义、个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爱与孤独、生死价值等古老课题。在20世纪几乎全人类都在质疑传统观念的大语境下,此类思考回应着现代人的种种困惑。贝娄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曾经说过,他赞成康拉德的文学理念,“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其一生创作,从成名作《晃来晃去的人》中对自我存在位置的探问,到85岁高龄写出“天鹅之唱”《拉维尔斯坦》中的生死沉思,他一以贯之地关注和讨论着这些根本问题,并沉潜其中,书写出作家浓厚的价值乡愁,在其文学世界开掘了精神的深度。而这样的问题,对于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丢失精神家园的人们、在科技体制中面目逐渐模糊的人们、在经济发展中不断被忽略和遮蔽着的个体生命们,都是每天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这两个维度形成了一个横向与纵向相交叉的坐标系:横向方面通向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分析、展现与批判,在一个复杂丰赡的世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欧美思想界的各种现代性反思,成就了贝娄的当下关怀和使命意识;纵向方面通向个体生命与人性精神深处,伴随着不断的质询与纠结,在一个个具体情形中,在一次次精神困顿中,叩问着现代人的孤独、挫败、迷失与心灵之漂泊,体现了贝娄和欧洲传统人文理念的联系及矛盾。事实上,两个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中本是胶着在一起的,它们在坐标点上形塑了作家创作的智性和思想性特点。

  这正是贝娄的价值所在。作为学者型作家,贝娄所关注的各种问题,应该说是20世纪且延续到21世纪的世界性话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互联网的普及,科技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被缠绕其中,在现代化路上蹒跚向前的人们,已逐渐品尝到物质的欢乐喷泉中涌动着的苦涩。因此,贝娄作品中展开的现代人的各种困境,正是今天包括以后很长时间人们要面对的现世处境。贝娄的小说人物,庶几即现代人的象征。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在不断被拔根的现代人生活中,在涌动着的无根的陌生人世界里,贝娄的小说述说着无数人难以言说的苦恼。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贝娄和《纽约时报》有过一次对话,其中谈到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在审美层面上的小众性(传播难以广泛)、19世纪经典人道主义作家对社会正义和人性关怀的大众性问题。他明确说明,自己的文学理想介乎两者之间:在人物心理意识层面展现着社会问题,在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繁复精微地去表达现代人的各种个人化处境。基于如此明晰的创作理念,我们便在贝娄的种种深层掘进中,听到了现代人思想和心智的吁求、探讨、质询之声,伴随着作家智慧的嘲讽,使得人生的磕绊不断成为高屋建瓴的喜剧性审视,将一种家园缺失的现代乡愁表达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获得心灵上的共鸣。

  贝娄的骨子里依然持有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它们散落在小说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故事与人物的基本精神支撑。这样的理念游走于故事的夹缝里,明确的表达便是:我们是在不断失败,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学到了一点东西”;人类确实制造了一片一片的荒原,但并不能说明人类即将毁灭,在这些失败与痛苦中包含了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在批判中不断努力寻求和重新建构人性道德。同时,贝娄也十分看重文学艺术,认为艺术中珍藏着人性,“文学之所以存在,因为作家相信个性和人性的精神力量”。因此,在他90岁高龄之际,还和朋友一起创办纯文学刊物《文坛》,被读者称为“医治我们每个人都患有的人类萎缩症的一剂良药”。

  这是贝娄的努力。他以自己六十多年的创作,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也留给了后世有关人性、艺术的无限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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